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考察北京大学时强调：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总书记的这段话，点出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为谁办大学、办什么样的大学？
办学方式与目标的偏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可以说是多种模式的交错和并存，主要包括苏联模式、延安模式、美国模式等等。分布格局、学科专业设置、资源配置方式、行政化的教育管理体制基本受苏联模式影响，这种模式有强烈的专业教育意识，同时强调高等教育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作用，强调政府对高等教育高度集中领导和刚性管理，强调以计划模式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调节机制；延安模式从本质上而言是以政治论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在当前高等教育的学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方法等许多方面，基本延续了延安模式；改革开放后，美国模式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最为深刻，现在我们谈及的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办学自主权、大学科研—教学—服务功能的完善、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等议题，都来源于美国。因而出现了不同模式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不同的组合要素在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中纵横交错。
中国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办学目标在于建成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建设一流的“中国的北大”“中国的清华”而不是“中国的哈佛”，其根本就是在于要培养符合社会主义价值取向、适应中国国情、能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
但是，我们现行的高等教育实践，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这种价值期望。正如有学者（北大教授陈平原）所言：“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培养体系、治理创新都受到美国经验的影响。
在办学理念的实践上，中国大学至今尚未有深入和全面的思考。我们说建“世界一流”大学，更多的是考虑到大学的外在形态，包括办学条件、办学经费、科研成果、师资力量等等，而未真正去思量世界一流的精神内核。哈佛、麻省理工之所以是世界一流，最根本的是他们培养的人才为其社会和国家贡献了一流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必然是符合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一流”的内核是扎根于国情、扎根于国家的价值体系的。这个思考，我们是缺失的。
其次在大学内部治理的实践上，我们多年来一直高呼“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所谓的现代，更多的是以美国模式为标本。但是，我们喜欢支离破碎地、断章取义地去学习和模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科研不行，看看别人的科研怎么搞；课程设置不行，看看别人的课程设置怎么搞，甚至干脆用上全英文的教材。我们必须看到，成熟的国家教育体系是系统性的、是与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形态协同发展的。教育的问题不仅仅是教育界的问题，它更是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如果脱离了这种系统论的思维，中国高等教育在西方教育的带领下亦步亦趋，模仿或照搬，而不将先进经验与本土国情将结合，此种“国际化”，只会是学得越多，出现的不协调越多。
中国高校目前的价值判断标准具体化为评价体系。评价体系是社会组织和个人活动的指挥棒，其本质就是一个价值体系的导向。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上至教育部的资源配置评价、下至学校的人事绩效评价，对大学学术水平的评价基本都是采用国外的工具，从SCIEI到现在的ESI，甚至直接采用国外的大学排名工具，而中国用人评价也将“海外背景”作为选拔高层次人才的首要条件。多年前学者就指出，中国的学术是“两头在外”——用大量的科研经费购买国外仪器设备，再花大量的版面费把文章发表在国外期刊，现在还要加上，把花费大量教育经费培养的青年人才送到发达国家，美其名曰镀金，实则是学术打工；然后又花费重金和优惠待遇引进这些人才，委以建设重任。中国高等教育的评价体制透露出大学的不自信，在如此扭曲的评价体系下，适应国家时代发展需要、彰显民族精神和民主特色的大学应当扎根于哪里？文化自信和学术话语权如何建立？
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下的大学都是服务于其体制的，都必须植根于国家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文化，承担本国发展的使命，这既是大学教育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大学必须扎根的土壤，也是或隐或显的大学价值观教育的内在职责与使命。中国高等教育要实现自身的社会和历史担当，必然需要深入和系统思考，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的价值观，从小的角度说，事关建设怎样的大学、培育怎样的人才，从大的角度说，事关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当前，一些教育界和关心教育的人士，虽然或多或少地感知到高等教育价值观存在的问题，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部分大学对此也有相应的反思，或者拿出了一定的解决措施，例如，增加大学语文课程、降低英语比重、推广国学课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课堂、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等等，但是，这些反思和举措大多零碎化，存在“局部观象”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工具理性思维，以至于不能站在更高的高度上进行战略的、全盘的、系统的思考。也就是说，过多思考达成特定目标的工具和技术，忽视对整体高等教育价值观和指挥棒的思考，还未找到统揽全局的“牛鼻子”。
实际上，社会上对高等教育价值观问题的关注日渐增强，将零碎化的思考和布局提升到战略层面的“时间窗口”已然打开。因而，对这个问题应当有一个全局性的、系统性的思考，打破仅仅关注大学教育这个“教育尾巴”的末端思维、打破局促于部分领域的工具思维，推进对整个教育系统的大讨论、大反思，进而获得教育改革的共性思维，才能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获得更具前瞻性、使命性和责任感的、有机衔接的价值体系及其政策体系。
中国高等教育价值观的问题与整个教育管理体制紧密相关。时至今日，中国对高等教育和大学的投入以及大学办学水平，都有了一个质的提高，不少大学和学科已经跻身世界一流水平。但是，现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评估体系和标准，大多缺乏中国本土的标准和话语权，因而，在专业化教育西化和价值观教育中国化之间存在一个难以调和的张力。在整体办学条件和水平有了一个质的提高的基础上，我们是时候需要考虑高等教育评价标准的中国要素了。只有当专业教育、知识教育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趋向高度相关，才能培育我们自己的人才，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一流大学。我们有必要反思，是不是国外的发表标准就一定是世界标准？是不是英文文章就一定代表有水平？能够在国外版面发表的论文是否能够解决中国问题？我们能不能在评价标准上注入中国要素？吸收西化评价标准的合理之处与中国本土标准相结合，进而推动“不唯西方、兼具特色、服务中国、链接世界”的、自信而不盲从的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调整中国教育指挥棒，并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培育既接中国地气、又有世界眼光的人才。
高等教育的价值观选择起于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经中观层面的制度政策调整传输，最终在微观层面的高校办学单位进行落实。具体到大学，除了基本的育人价值体系相同以外，也不能一套评价标准、一套办学理念包打天下，要根据不同的办学历史、办学条件，进行差异化的选择，给予学生可以选择的余地。同时，对于落实国家教育政策的基层高校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发挥知识分子的主体功能，相信和依靠知识分子，在育人理念上与育人过程中形成全员育人、专业育人和立德树人的结合，从办学理念、办学思路、办学体系到学科设立、专业开设、课程设置、教材体系、科研管理等均须做中国价值和中国标准合一的系统设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西方标准的绝对排斥，恰恰相反，在此过程需要合理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做到有选择性的吸纳；更重要的是要高度契合并服务于中国价值体系与育人使命，从而做到办学理念“中国之灵”与办学体制“中国之肉”的高度统一。
（作者系中南大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