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道路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很多国际人士将中国道路与西方模式相对比，认为中国道路是对西方模式的超越，特别是对西方民主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超越；它不仅带来了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将鼓舞越来越多的国家独立探索自己的发展之路，从而深刻影响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
坚持“实践理性”，避免制度偏见。西方国家一直喜欢用“民主与专制”的范式来评判世界。它的预设是“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而民主的内涵只能由西方国家来界定。只要别国的民主制度和西方民主制度不一样，别国就是错的、过渡性的；如果不改变，最终是要崩溃的。但中国坚持运用“实践理性”观察世界，发现世界上采用西方民主制度而搞得一团糟的国家比比皆是，并进一步得出结论：以西方标准把世界分成民主与专制两大类，已无法解释这个复杂多元的世界。如果一定要对世界上的国家治理进行分类，那么，只有“良政”与“劣政”两大类。“良政”可以出自西方模式，因为为数不多的西方国家治理得还是可以的；但相当多西方国家没有治理好，否则就不会陷入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因此，“劣政”也可以出自西方模式，采用西方政治和经济模式而失败的国家屡见不鲜。
在国家现代化与政治制度建构方面，中国的探索可谓艰难曲折。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推翻了原来的政治制度，照搬美国政治制度，但很快发现水土不服，整个国家陷入军阀混战。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启了社会主义新时代。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中国的探索从未停止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坚持实事求是，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结本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大胆而审慎的改革。这种“实践理性”的态度，使中国成功避免了认为西方民主模式可以解决中国所有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政治浪漫主义，也成功避免了认为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可以解决中国所有经济问题的经济浪漫主义。
坚持开放包容，避免固步自封。由于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先行者”，所以它们习惯以自己的标准来看待整个世界，甚至有一种非要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的冲动。但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照搬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大都以失望、失败甚至绝望而告终。
1988年5月，一位发展中国家的总统来到北京，希望邓小平同志谈一谈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邓小平同志回答道：“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他还补充说：“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这位总统接着又询问应该如何与西方打交道，邓小平同志的回答是四个字：趋利避害。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从西方国家借鉴了很多有益经验。从引入生产线到引入企业管理模式，从科技研发到文化产业发展，从发展互联网经济到发展各种高新产业，中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对西方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吸收借鉴。但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的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失去自我，而是用自己的眼光来判断，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比如，中国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变成一个大规模学习、适应和创新的过程，使中国国际经济和贸易规模很快上了一个新台阶。又如，中国热情拥抱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先导的互联网革命，同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目前已成为这场革命的佼佼者。在世界上最大的10家互联网公司中，4家是中国公司，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4G网络。
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国家就显得过于固步自封。不少西方人真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代表了“历史的终结”，结果骄傲使人落后。以美国为例，小布什政府执政8年，创造了美国国力连续8年下降的纪录；201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再次暴露了金钱政治、社会分裂等严重问题。从欧洲来看，多数西方国家也面临难民危机、债台高筑、经济低迷等难题。
坚持民生为本，避免空谈民主。西方政治文化谈得最多的是西方国家自己界定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一些西方国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在世界上推广这些价值，却在非西方国家频频遭遇失败。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外来的价值与这些国家老百姓所盼望的改善民生严重脱节，导致政治机器空转和无穷的政治纷争、动乱甚至战争。“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颜色革命”迅速褪色，本质上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现在连西方国家自己也面临类似情况。西方模式今天的最大困境也是改善民生乏力，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等已导致西方国家民众生活水平长期停滞甚至下降。西方政坛今天流行着当年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时的一句名言：真蠢，问题出在经济！大多数西方民众最关心的也是经济、就业、福利这些民生问题。
民生为本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的古训。它把人民当作国家的基石，把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当成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看作“民心向背”的关键所在。今天我们坚持民生为本，不仅是指党和政府要致力于改善民生，而且是指国家的制度安排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为人民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民生为本的理念不仅对于实现中国梦意义重大，而且对于解决许多世界性难题也有重要启迪。
坚持综合创新，避免简单照搬。综合创新能力较强，也是中国道路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原因。这与中国善于学习、长于综合的文化传统有直接关系。历史上，中华文明从世界不同文明中汲取了丰富养分。比如，中亚民族发明的二胡成了中国民乐的主要乐器，英国人发明的乒乓球成了中国的“国球”。社会主义理念也是西方人提出而后被中国化的。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选择地学习美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的经验，日本、德国等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以色列在发展农业方面的经验，新加坡在开发区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的经验，等等。 但总体上看，我们没有简单照搬外国的经验，而是综合了外国的经验，并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创新。
从更大范围看，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离不开综合创新。在政治领域，我们把选拔和选举有机结合起来，这种做法明显好于西方单纯依赖选举的政治制度。在社会领域，我们拒绝了西方主张的那种社会与国家对抗的制度，而是推进社会综合治理，推动社会协商和对话，建立了社会与国家良性互动的制度。在经济领域，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种“混合经济”，包含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有机结合、国企与民企力量的有机结合等。虽然这个制度还需要完善，但它已展现了独特优势和竞争力。在法律领域，我们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力求避免西方法条主义等弊病，建设一种比西方更公正、更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新型法治国家。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好经验，但一定会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张维为）
（资料来源：2016年10月26日《党建网》）
